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在监狱中的杜聿明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既兴奋又复杂。 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大女儿。1944年，17岁的杜致礼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当时22岁的杨振宁在这所学校教授数学，而杜致礼正是他的学生。1947年，杜致礼前往美国留学，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了两年。就在这期间，她与杨振宁有了更深的接触。1949年圣诞节，杜致礼和杨振宁在一家餐厅偶遇。异国他乡遇到旧识，尤其是年轻男女，这样的相遇常常会孕育出爱情。没过多久，两人便相爱了，并于1950年结婚，那时杜致礼23岁，杨振宁28岁。同年，杜聿明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生活十分艰难。 1955年，杜聿明身处监狱，渐渐年老，心里开始无比思念家人，但他不敢直接表达，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探询。例如，他曾对监狱的管理员说，不知道家中的老母亲是否还健在。管理员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建议他详细说明家中情况，以便申请通信。实际上，杜聿明的担忧并不需要那么复杂，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出申请，但他仍然小心谨慎，担心因此引发误会，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家人都在台湾，他怕会被误解为有意向往台湾。
杜聿明的谨慎还表现在对待女婿杨振宁的态度上。尤其是得知女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杜聿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他不清楚杨振宁的政治立场，也无法判断杨振宁的心是向着大陆还是台湾。尤其是杨振宁领奖后，途经台湾时没有回大陆，这让杜聿明的心情更加复杂。他知道当时台湾方面在积极争取杨振宁的支持，岛内也对他进行大力宣传，而在大陆，对杨振宁的报道寥寥无几，态度模糊。杜聿明心里希望杨振宁能够回到祖国，一方面他自己不愿离开祖国，另一方面，他希望杨振宁能够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女婿回到祖国，杜聿明也能借此获得宽大处理，自己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然而，杜聿明的处境非常尴尬。他既不敢主动开口，也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此同时，政府方面的真实态度他也没有把握，甚至无法确定是否会有人来找他谈话。毕竟，杜聿明当时是战犯，身份敏感，若被一些有心人利用，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杜聿明一直在等待，双方互不信任，都在试探对方的态度，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面对这种困境，杜聿明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主动给女儿和女婿写了一封家信，信中他只是简单地提到自己的近况，表示自己生活得不错。在信封里，他还单独给杨振宁写了一张小纸条，祝贺他在科学上的成就，祝愿他顺利。实际上，杜聿明的这一小纸条组织方面也是知道的，而杜聿明写这张纸条的目的并不复杂。他只是想表达对女婿成就的祝贺，并没有借此利用杨振宁的名气来施加压力。他并不需要借助女婿的影响力，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杜聿明知道女儿的脾气，能大致猜到她的回信内容。果然，女儿的回信中写到，希望父亲的问题能够早日得到解决。杜聿明看到这一点，心里便觉得自己占了主动权，因为女儿的态度其实就是女婿的态度，暗示着如果政府想要争取杨振宁和杜致礼返回祖国，就必须先解决他的问题。通过这封信，杜聿明间接地表达了他愿意为女儿和女婿出面，但他并不直接表态，毕竟他希望政府主动来找他谈这件事。 这种迂回的处理方式，显然是杜聿明一贯的风格。作为一个深谙战略战术的老政治家，他习惯性地绕弯，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心思，而是通过各种细节和暗示让对方猜测自己的态度。在处理女儿女婿的事情时，他便采取了这种充满策略的做法。 经过与女儿的联系后，杜聿明的心情明显改善，他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恢复了他本来的幽默与风趣。那时，他常常和监狱里的同事开玩笑，没事就取取绰号，轻松愉快。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战犯之一获得了特赦，他收到了特赦通知书。当天，杜聿明的名字被第一个在特赦大会上读到。当他出狱后，选择没有前往台湾或美国，而是一直留在了国内，直到1981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1972年7月，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从美国来北京探望他，并带来了杨振宁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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